刘备攻占益州的行为，确实在他的历史生涯中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道义阴影。在张松邀请刘备入川之前，孙权曾尝试与刘备接触，提出瓜分益州的计划。当时，刘备根据荆州主簿殷观的建议，坚决拒绝了孙权的提议。孙权派遣使者来表示，如果两家联手攻取益州，必能从中受益，但荆州当时无法给孙权任何实际支持，殷观分析道：“如果吴国先行攻蜀，若未能成功，吴国将会反攻我荆州，结果就会陷入困境。而且如果现在支持吴国攻打蜀地，吴国也不会有机会独自取蜀。此时更应该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刘备采纳了这一策略，最终吴国未能超越荆州独占益州。
孙权未能如愿后，将水军驻扎在江夏，准备借道刘备的地盘进攻益州。刘备得知后，便正义凛然地告诉孙瑜：“若你真敢动武，我即刻隐退，不与东吴为伍，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我绝不参与。”最终，孙瑜在见到刘备坚决的态度后，选择撤退。然而，这段对话看似讲得很正义，但事情的转折却是在之后——刘备不仅入川，而且成功吞并了益州。
展开剩余78%这一行为解释了为何孙权在刘备占领益州后怒不可遏，迅速派遣诸葛瑾去荆州要求刘备归还南郡。被算计了，谁能不愤怒？随后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也正是因为刘备在此事中的行为不完全符合之前他展示出来的仁义形象。
后来，张松为刘备详细讲解了益州的局势。庞统等人随即建议刘备趁机入川。刘备起初有些犹豫，但在庞统的劝说下，最终决定出兵，放弃了他之前对孙权所说的那些道义言辞。庞统曾对他说：“荆州已残破，士族疲乏，东吴孙权北方曹操，三国鼎立，难有一番成就。而益州则地广人众，经济强盛，战略地位重要，必可成为统一大业的基点。”庞统的理性分析和道理打动了刘备，他才决定采纳这个建议。
尽管如此，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备的决定并不算是太大的错误。在那个时代，军阀之间的攻占地盘并不稀奇，历史上许多类似的例子层出不穷，不能以现代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然而，如果我们要批评刘备，确实可以指出他欺骗了刘璋，给了刘璋一个虚伪的帮助承诺，而最终却从背后夺取了益州。
从历史记载来看，刘备是以帮助刘璋对抗张鲁的名义进入益州的，而刘备的真正意图，是借此机会一步步扩展自己的势力。刘备和刘璋在涪城的会面中，刘璋真心欢迎刘备，然而刘备却怀有私心。庞统也曾建议，趁机在刘璋未能防备的情况下迅速掌控益州，但刘备并没有照办，表示在刚进入他国时，自己必须建立一定的恩信，不能急于采取过激的行动。
刘备在益州的行事方式，的确充满了政治算计。虽然他并没有公开与刘璋决裂，但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手段，他逐渐削弱了刘璋的权力，收买了当地的士人，最终迫使刘璋屈服。刘璋在知晓自己被刘备设计后，依旧选择忍气吞声，给了刘备所要求的兵员和物资，但这场博弈的结局仍然是刘备占据了益州。
这件事证明了刘备从一开始便未曾单纯依赖刘璋的援助，而是有着更深的战略目的。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益州的控制权。而且，这也是刘备一贯的策略——树立恩德，收买人心，为自己在当地打下基础。
从刘备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并非完全虚伪，而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变。对于刘备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达成自己的目标，至于手段如何，只要能顺利实现，就算有些不光彩的地方，也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必要手段。正如刘备自己所说的：“每与曹操为敌，事乃可成。”他没有否认自己动机的复杂，只是巧妙地将这一切包装成合乎大义的行为。
事实上，这也是刘备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复杂性所在。刘备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和行动，都带着鲜明的政治目标和目的。虽然他的人格魅力和仁义之名，使得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君主，但他在权谋上同样不容忽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备的“仁义”本身就与其政治手段息息相关，这也是他能够在乱世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因此，虽然刘备夺取益州的行为从道德角度来看并不完全光彩，但从历史的长远眼光看，这只是古代政治斗争中的一部分。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战争和权谋都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以实现政治目的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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